美國財政部長葉倫最近在芝加哥全球事務會議演說時支持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引發國際關注。隨後，美國財政部公布「美國製造租稅計畫」，充分展現運用租稅政策支持拜登總統2兆美元規模的基礎建設，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顯然是要防堵國內企業海外規避增稅的重要配套。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及G20國家很早就關切稅基流失與利潤移轉的租稅套利現象，並且提出各種行動方案嘗試化解。不可諱言，仍有國家基於經濟發展考量，把租稅優惠做為獎勵企業投資的重要手段，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愛爾蘭以12.5%的低公司稅率，成功轉型成為進入歐盟的跳板國家。
國際組織要求受惠於租稅政策的國家，放棄其經濟發展的重要憑藉，需要細緻的談判與妥協，推動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預料會有相當阻力。不過，當OECD、G20及許多國家聚焦於促進經濟成長與增加稅收等相通利益時，推動同質性稅制仍有可能。美國拜登總統上任後對外關係採取多邊主義，顯然有助於國際租稅新制度的形成，例如2月葉倫在G20財長會議中放棄過去川普在全球數位稅規則制定中的「安全港」要求，就有利於今年中推出此稅制的共識。
我們要如何因應國際稅制可能的改變？政府財稅管理長期配合國際體制的要求，例如在租稅資訊交換部分，我們對有租稅協定夥伴國家會提供關係企業相關稅務資料，問題是簽定租稅協定的國家（地區）只有33國，但美國、中國大陸、菲律賓、柬埔寨等經貿投資重要國家卻未列於其中。沒有租稅協定自然影響政府的租稅行政，也引發企業海外避稅與雙重課稅等嚴肅議題。
我們無法與重要貿易投資夥伴國簽署貿易協定，固然是國際政治的現實，更有內部的意識形態作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兩岸租稅協議》。海基、海協兩會2015年8月在福州簽署協議後送入立法院審議，最後卻因朝野僵持無法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而告胎死腹中。
擱置《兩岸租稅協議》更傷害到政府租稅管理的全球布局。立法院在2017年7月通過俗稱海外避稅條款的《所得稅法》修正案，結果因為少了《兩岸租稅協議》而未能落實執行。立法院後來在2019年7月通過獎勵台商資金回台條例時做出附帶決議，要求施行期滿一年後，財政部須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海外避稅條款。坦白說，未來即使有了處理海外避稅的法律，但在欠缺重要投資貿易夥伴租稅協議的情況下，杜絕企業海外避稅是事倍功半、難收成效的。
美國重回國際租稅談判桌後，預期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度應會很快推出。根據租稅基金會統計，全球177個國家及地區的公司所得稅率平均為23.85%；OECD國家平均為23.51%。另外，拜登政府要調高公司所得稅率至28%，並對美國控制海外企業的「全球無形資產低稅賦所得」稅率大幅調升一倍至21%。這些稅率基準說明，國際未來設定全球企業最低稅負的稅率，很可能會遠高於台灣目前訂定12%的水準，我們有必要隨之向上調整，建議政府應與社會及早溝通，說明可能的因應措施，例如是否調降貨物稅率等做為配套。
國際管制調和化早已是全球趨勢，金融監理與防制洗錢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如今租稅政策也即將被納入，政府不僅要重視海外避稅現象，更要注意重複課稅的問題。目前台灣僅與有限國家簽署租稅協議，且缺漏重要的貿易及新興投資夥伴國家，這將是政府未來配合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推動租稅正義的最大障礙。我們誠摯地呼籲政府，應儘速重新審議《兩岸租稅協議》及配套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條文，並將推動與美國的租稅協定列為最優先的經貿外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