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中國大陸經濟下行的三大因素

去年下半年起，中國大陸經濟表現快速降溫，使主要機構陸續下調其經濟成長率預測。日前，國際貨幣基金（IMF）再度調降2022年中國GDP成長率預測至4.8%，代表其不只將從2021年的8.1%大幅下滑，還有保5風險。而1月份大陸製造業PMI降至50.1%，逼近代表景氣榮枯的50%分界點，服務業PMI亦放緩至五個月來新低的51.4%，均現出經濟成長趨緩徵兆。

追根究柢，去年下半年中國大陸經濟表現放緩固然多少受到美中關係未見明顯改善的影響，但更主要的原因有三，即是中國政府在各領域的監管政策齊發；起自政府管控房地產財務體質「三條紅線」的恆大地產危機，重創房地產業；中國堅持「清零」的防疫政策對供需形成雙面抑制。去年12月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直指，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以及「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和不確定」。不過，也正因為這些不利經濟的因素多源於內部政策，使中國政府自有調節手段可供運作，一如過往北京當局會在風險加劇時施行反景氣措施。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已明示2022年會加大「穩增長」力道，貨幣與財政政策將有所放寬，故今年中國經濟表現應仍有一定水準。

即便如此，也不表示大陸經濟下行的勢頭將反轉向上，只因目前北京當局在前述三個關鍵領域沒有放鬆的政策空間。首先，自2020年末起，以改革為名的各領域監管（從金融科技到線上遊戲等行業），均出自習近平主推的「共同富裕」，且此一「習思想」政策核心理念的推動，又是習近平於今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取得連任合法性的關鍵。因此，2022年各領域監管可能仍會像不定時炸彈，衝擊經濟與金融市場。

其次，「三條紅線」引發的房地產危機及房市調控，亦難大幅放寬。除了房市泡沫已然成為中國經濟的系統性危機，使房市的去槓桿勢在必行之外，有連任壓力的習近平亦需面對高房價所造成的民怨上升，令北京當局不會輕易放寬房市調控力道。鑒於過去兩年房地產市場及相關產業對GDP的貢獻率接近30%，房市低迷對中國經濟的下行拉力仍在。

第三，對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嚴重抑制其經濟成長，高盛更因此將今年中國GDP成長率預測下調至4.3%。尤其是面對傳播快速的變種病毒Omicron，透過部分城市封鎖達成防疫的效果甚為有限。強硬的防疫措施不僅對國內消費、投資產生負面影響，且因其仍在全球生產扮演重要角色下，要是隨著Omicron疫情起伏，各地相繼封城，全球供應鏈將再次受到衝擊，特別是若有重要貿易港口遭封城，供應鏈斷鏈將使全球通膨危機加劇。

當然，中國大陸政府對「清零」政策堅不鬆口，一來是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將對抗疫情和國家體制優勢綁在一起的優越感，讓北京當局難以拉下臉；二來是人民對「清零」政策的支持仍高，再加上各地方政府有彼此比較的壓力下，迫使地方不計代價「清零」；三來是中國疫苗的臨床保護力本就較低，若無「清零」加以管控，一旦出現大規模確診及重症病例，醫療量能能否應付仍是未知數。

綜上，2022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下行已是難以避免的事實，但尚不至於出現系統性風險，只因影響經濟成長的三大負面因子──監管、房市調控與「清零」政策皆來自大陸內部，北京當局縱然無法對其輕放，卻有絕對的政策主導權可調節經濟衝擊程度。只是，今年大陸經濟成長表現終將難受期待，對全球經濟產生負面的外溢效果也是必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