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積電（2330）被美國要求11日起禁止向中國大陸出口7奈米以下的AI晶片，市場估計台積電將減少5-8%的營收，台股和台積電股價大跌。許多人相信，這不會是台積電面對美國衝擊的結束，更大和更難纏的挑戰還在前面。
除了對中國高科技封鎖之外，川普已擺明要大力使用關稅，作為「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利器。然而，關稅其實並非解決貿易失衡或發展產業的有效政策。美國一方面過度消費，引發大量貿易赤字，另方面長期將資源投入國外戰爭，忽略國內建設發展，才逐漸讓中國趕上。但美國卻硬將中國（以及台灣等其他競爭者）當成美國沉淪的代罪羔羊，妄想以關稅解決問題，是完全錯誤的做法。但政治上卻極易討好選民，導致兩黨政客都順從這種民粹思維，放棄二次戰後70年來的主流思想，可說當今全球經濟發展的最大不幸。
1929年美國發生經濟大蕭條，美國國會為挽救失業、促進生產，在1930年通過著名的「斯穆特豪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Act），大幅提高美國關稅稅率到平均超過50%，但遭到歐洲國家也以高關稅報復，不僅讓全球貿易量大跌、加深了美國衰退，也造成德國無力以出口償付一戰賠款，只好大印鈔票、以「超級通膨」掠奪人民資產還債，造成希特勒的納粹黨上台，發動了二戰。
二戰後於1947年成立的「關貿總協」（GATT）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全力推動自由貿易，要嘉惠所有的成員國，各國也的確從各回合的關稅減讓談判、愈來愈低的關稅和更自由的貿易環境下大幅獲利，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生產效率提高、消費價格下降。
但川普以法律出身的賴海哲為代表的智囊們，對關稅理論沒有足夠認知，堅信關稅可以解決美國的問題。川普勝選之後，美國普遍提高關稅已成定局；但我們可以預測，歐洲主要國家同樣會對美國祭出報復性關稅，衝擊全球貿易，各國都會受損。在「國家安全」的大帽一蓋，和中國科技脫鉤的範圍和作法也會愈發激烈，導致台灣、南韓等美國「盟國」首當其衝。川普就任後，也許會有那麼一天，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在三年之後，所有高級晶片必須在美國生產。三年的緩衝時間，是讓台積電或三星用來擴張在美國的設廠，讓台積電慢慢變成「美積電」，三星也變成「美星」。
面對這種單邊主義的川普衝擊，台灣要如何應對，的確相當棘手。既然對抗中國是美國兩黨的共識，台灣面對的問題就會是長期且全面的，應對的模式必須整合性規劃：增加對美國的遊說預算來強化遊說能量；當年「赴美採購團」應重出江湖，整合所有對美採購（包括軍購）並逐年大幅宣傳；在可承受範圍內酌量增加對美晶片投資，並以各種承諾爭取關稅豁免──但這其實並非零和賽局，因可同時減少對台灣各種資源的使用壓力；在台美經濟合作會議中拉攏美國高科技來台合資，共同爭取對外商機，並協助台灣傳統產業升級；爭取美國大學原提供中國的大量留學獎學金給台灣學生，取代大陸留學生；爭取在美國設立眾多台灣版的「孔子學院」，擴張台灣對美國的影響力。
當然，雞蛋不能完全押在美國。在北京被迫全力發展晶片產業下，必然對台灣衍生大量商機，應在不違反美國規範下把握機會。而對北京「一帶一路」帶來的建設商機，也要嚴肅爭取；該計畫帶動新興國家發展之後，也必然引發各種需求商機，因此，目前到對岸的航線和各種聯繫不僅要維持，還有擴大的必要。而在中國全面超越美國之後，就是美國承認現況、甘居老二之時，也是台灣解脫美國壓力的時刻。在那之前，我們都必須忍辱負重。
